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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式”爱国是怎样形成的?

2016-07-26 00:24 作者: 来源: 本站 浏览: 237 views 我要评论 字号:

【摘要】南海仲裁案,在中国民间引发了新一轮表达爱国之情的热潮。但再正当的爱国名义,也不能成为挑战私权的借口。



中国式”爱国

南海仲裁案,在中国民间引发了新一轮表达爱国之情的热潮。但再正当的爱国名义,也不能成为挑战私权的借口。

南海仲裁案,在中国民间引发了新一轮表达爱国之情的热潮。围剿赵薇、禁入肯德基、企业禁用苹果手机等事件,成为群体性情绪的宣泄口。一些人对此情绪昂扬,另一些人则充满疑虑。立场和情绪温度上的差异,不仅扩大了部分精英和草根之间的语言对立,甚至让理性爱国的呼吁显得苍白无力。什么才是理性?什么才叫爱国?什么才是合适的情绪表达?缺乏一个可清晰论述的标准。这只能导致关于爱国的讨论失焦。

诚然,人们对于爱国主义有许多赞誉或警惕之辞,但无论哪种表述更接近于真实,有一点可以肯定,爱国本来是一种自然反应,起初并不涉及什么价值或立场判断。正如马克斯·韦伯所说,国家绝非单纯的“上层建筑”或统治经济阶级的组织,相反,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,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间。只不过,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政治意识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。中国近代史的历程,一直在持续增加着中国人对于国家的敏感性。一旦被事件激发,爱国情绪就会以种种方式爆发出来。一定程度上,这也是当代国民性的组成部分。对此,无需过多非议。

但是,对于激发爱国情怀的国家概念,向来就存在不同认知。比如,有的国家主张国家至上,即所谓“国家就是目的”,有的国家主张可以部分让渡国家权利,直至低于人权。在不同的发展形态上,无论持何种主张都有其一定的目的性,但同时也因此具有危险性。走向极端,危险性就会呈现。前者的代表是纳粹德国,后者的代表是中东北非巨变前后的欧美。而对于国家概念的认知,还常常会出现钟摆现象。比如当下,全球经济一体化進程的受挫,已在让资金和智力输出国变得苛刻起来,重新拾起传统的国家概念。

国家概念的不断嬗变,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虽然无可评估,但绝非毫无涟漪。而更复杂的是,中国人的爱国情结,不仅仅是韦伯所说的总是沉淀在无意识层次,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政治化加工过程。也就是说,其中既有自然基因,也有政治基因。对于一个习惯于朝贡体系,落后西方200多年时间才形成现代国家概念且急剧转型的国家来说,艰难适应新的国家概念并進行政治加工几乎不可避免。但是这种加工,混合以中国偏爱集体主义、忽视个体的传统,塑造出了极端化的中国式爱国表达形态。

如果对这些极端行为视之不见或应对不当,那么极端爱国行为就可能成为民意的裹挟者,迫使中国人的世界观直到决策向内敛保守、排斥他者的方向演变。尤为需要警惕的是,当下孤立主义、民粹主义正在全球重新泛起,在时机上,中国的极端爱国行为暗合了这股潮流,有可能产生放大效应,破坏中国的投资环境和政策环境。

防止以爱国为名造成巨大破坏,中国在多方面都需要建构。从国家观念上讲,与许多国家不同,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具有更多的“实体性”,爱国既是历史的告诫也是现实的利益要求。建构理性爱国机制,只能在传统的爱国理念基础上進行。但是,并非没有作为空间。

首先,爱国不仅是庙堂之事,也是“广场议事”。无论如何规划、控制爱国行为,人们天然的、原生态的爱国情结都始终存在。如果缺少相应的“广场”,缺少稳定的民意表达途径,人们如何抒怀?因此,畅通庙堂与民意之间的议事渠道,是防止爱国走向极端化、走向死胡同的必然要求。

其次,需要建立起相应的议事规则。极端爱国者之所以勇于挑战私权,说到底是因为私权得不到有力保障。挑战私权代价轻微,有的时候还可牟利,这种制度背景鼓励创造了冲撞私权以体现爱国的范式。再正当的爱国名义,也不能成为挑战私权的借口,这样的规则和伦理需要法治确认。

托马斯·潘恩说,国家只不过是一个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進行的权力委托。如果国家发育成熟而社会发育不成熟的局面迟迟得不到改变,爱国的理性就不能真正确立起来。地缘博弈越激烈,对爱国的借用冲动就越强烈。这是当下中国必须郑重对待的不确定性。

作者:徐立凡 为FT中文网撰稿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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