善恶有报是天理 天道轮回点化你!

忘记密码

让人沦为廉价奴工的苏共经济暴政

2017-05-27 20:47 作者: 来源: 本站 浏览: 115 views 我要评论 字号:

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囚徒 (美国之音)

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囚徒 (美国之音)

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,共产党称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“万恶的旧社会”。而这个所谓的“旧社会”,曾经出现过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80%,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完善的大宋朝;出现过疆域辽阔,力促中华文化西传的大元帝国;出现过从工艺水平到传统文化都是最高顶峰的大唐王朝;出现过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人文初祖黄帝;也出现过汉武雄风打通丝绸之路的大汉王朝……

五千年的辉煌成就,从卓越的科技、精美的工艺器具,到正统的神传文化;从璀璨磅礴的宫廷乐舞,到浩瀚纷繁的经典子集;从包容开放的治政思想,到社会福利俱全的先进体制……每一个王朝的辉煌都足以让炎黄子孙引以为荣,信以为傲。

当然,笔者并不否认,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兵征乱世,也只不过是骇浪惊涛掀起的波澜,不足为奇。

然而中华的人文辉煌,在近百年的共产红祸中,被无神论当作“破四旧”、封建迷信全然砸烂、摧毁和践踏。在历史上,华夏子孙曾经信心无比,自信地顶天立地于中土,笑迎万国来朝。身为炎黄子孙,无论我们的人文价值,还是生命、道德价值,从未低廉过。

而在近百年来,共产党窃取政权后,中原大地华夏子孙的命运便急转直下,无论我们的文化价值,还是生命价值,都被共产奴化得极端廉价。

人世有代谢,山水有轮回,百年共产主义以谎言、恐怖和屠杀建起的巴比伦塔,随着神传文化的复兴,如今正在轰然倒塌。

本篇将以斯大林时代,苏共暴政之一“工业、农业集体化”导致的种种乱象,还原共产主义奴化、杀戮平民百姓的历史伤痕,以反思当今仍然存在于中共体制下的奴工现象,为何国人的生命和价值会被折磨得如此低廉?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恐怖的经济实验——集体工业化、农业化

1925年12月,苏共党代会通过决议,要加大力度实现工业化。而实现工业化的理由之一,是1927年12月斯大林单方面认为欧美等国正在整饬军备,再次发动一场世界大战,以武力干涉苏联。苏共为了对付这一假想敌,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系统,使苏联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。按照国防军备的需求,苏联开始工业化建设。

因此,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计划。于是重工生产,譬如钢铁、煤炭、石油、重型机器、大型工程等全部置于苏共中央管理下。

1929年,斯大林作出决定,要实现工业化,就要首先实现农业集体化。于是一场以牺牲国家和人民巨大代价进行的恐怖实验开始了。

斯大林想依靠国内的资本积累,实现国家工业化。这意味着,低层百姓必须按照最低廉的价格,用粮食来供应国防军队、各线产业工人、城市居民。这一政令,直接导致农民成为彻底的无产阶层,成为受共产党任意奴役的农奴和奴工。共产党宣传要消灭农村的“剥削阶层”,那只是为了转移大众视线使用的借口。事实上,农业集体化的最大受害者正是底层的百姓。

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,沙皇任命斯托雷平担任总理,由他主导的土地改革,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当时俄罗斯的经济,无论人口增长,还是经济增长都居欧洲第一,而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五。但是辉煌的经济成就毁于一战以及列宁领导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。列宁的共产运动,杀害富农,抢夺富豪财产,暴力实行资产公有化,直接摧毁了俄罗斯的农业经济基础。

苏共的农业集体化像是一座大山,将农民深深地压入社会最底层,比1861年以前的农奴还要残酷。因为作为农奴他还可以当家作主,还可以拥有私人的财产,领有属于自己的谷物和牲畜。

而共产体制下的集体农庄,把底层百姓打入农奴的境地,无限制地压榨他们的劳动成果,他们的付出,只能换回一点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粮。1935年,一户农家全家人一年的辛苦工作,只能从集体农庄中得到247个卢布的报酬,这个价格只能够买一双靴子。

农业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,是它摧毁了俄国的农业基础。十月革命以前,当时的俄国是世界上粮食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,但共产窃权后,俄国百姓就和大饥荒结下不解的恶缘。

斯大林要求要在三年内完成“五年计划”的生产目标。但这一违背经济规律、违背人性的党魁命令,产业工人人数从三百万爆增至六百四十万,即使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,以拚死的速度昼夜赶工,也都难以实现这项经济目标。为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,以及人为制造的刑事案件。

践踏人性的共产大肃杀

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计划。斯大林想证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优越性,就要加大速度尽快实现工业化,人们即使疯狂地工作,粮食不见增产,生产指标遥遥无期。

斯大林大清洗的大恐怖时期,苏共政治局给各地警察局定下枪决指标,命他们按照百分比把当地居民的百分之几的人拉去枪毙,百分之几的人送往集中营服苦役。譬如:1937年6月2日,苏共政治局制定了一项指标,要求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“清理”三万五千人口,其中五千人要处以枪决。

一个月之后,中央政治局又给全国各地定下达抓人指标,其中有七万人不经庭审就立即枪决。被处死的绝大部分人,接受过高等教育,并有一技之长。因苏共假想这些知识分子思想活跃难以管束,对流行的“破坏活动”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,因此枪决了他们。

苏联将军德米特里·伏尔科哥诺夫(Dmitrii Volkogonov)在研究历史档案时,他发现了三十份判以死刑者的名单,签发于1938年12月12日。这位将军当时非常惊愕。因为这三十份名单,共记载了近五千人的姓名,未经任何庭审,就被斯大林签字全部处决了。更为诡恶的是,斯大林签完这些名单,就跑进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影院欣赏电影去了。斯大林一连放了两个片子,其中之一的竟是喜剧《欢喜冤家》。

在斯大林灭绝人性的恐怖肃杀狂潮中,平民百姓都被迫地卷入了大清洗的狂澜。他们要么告密,举报自己的亲友;要么做深入的自我批评和检讨,极力贬低自我的行为。在狂热的政治氛围下,似乎一个人不举报谁,就会成为党的异己分子,于是人与人相互信任维系的纽带,被狂热的举报活动冲击得荡然无存。

当时俄罗斯流传一句笑话,一个正常的人只能像一头蠢猪那样活着。这些知识分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,有自己的专长,但在共产运动中,人性的尊严和价值,就被践踏的一文不值。

恐怖经济暴政 农民破产成为无产阶层

斯大林想要加速工业化,但大清洗制造的恐怖环境,以及铲除了精英阶层的大量专业人才,使国家经济难以发展。工人的工作热情满足不了斯大林不切实际的幻想,也无法完成目标和既定的产业指标。于是为了避免牢狱之灾,各部门向上级谎报生产情况,制造虚假数据。

为了加速斯大林要求的工业化,各地各部门就要不惜代价地完成经济计划,因此生产事故和生产出的大量次品,这些责任都要由各部门主管承担。

斯大林时代,如果发生生产事故和出现不合格产品都会引发刑事案件,各行各业都可能出现“破坏分子”,每个人都可能被控诉为“怠工和破坏”,强烈的政治色彩弥漫着当时的俄国。一个人会因为军队的坦克陷在泥里,就被起诉为蓄意破坏罪,而被判处10年劳改,在集中营从事苦役。

不管什么地方发生了经济纠纷,哪怕只是普通的民事案件,斯大林都会认为那是破坏行为,并且要求“见血”行动。如果经济工作受挫,斯大林会说负责经济工作的老专家是一群“破坏分子、怠工人”。

由于国家经济难以发展,斯大林为了推卸责任,就授意缅任斯基领导的“格帕乌” 总局(克格勃前身)就策划了一系列不存在的“工业党”案件。譬如1928年的“沙赫京案件”,所谓的资产阶层专家组织破坏活动的事件;1930年“工业党”的系列破坏活动案;1930年“工农党”组织破坏活动案件;1931年的“资本主义在全国复辟案”。

这些案件都是千篇一律,目的在于向全国宣布:各行各业都有破坏分子在反对苏维埃,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,使俄国难以恢复工业、农业生产,使百姓难以改善生活。这些破坏分子就是过去的资本家、贵族、白军等等。

1930年8月初,斯大林对莫洛托夫(Молотов)说:“必须将肉类生产领域中所有的破坏分子统统枪毙,同时在报刊上宣告此事。”于是9月底,苏共政治局通过决议:要公布肉类、鱼类、罐头以及蔬菜生产领域中那些破坏分子的证词。9月25日就出现发表的消息说:国安总局已将供应人员中的48名破坏分子判处枪决,并已执行。这些不存在的工业党,不存在的被告,以及不存在的破坏行为,却在国安总局、最高法院联手导演下,使这场国家级的审判堂而皇之地在世人面前公然上演。

而中共党魁毛泽东称斯大林为“导师”、“父亲”,处处效仿照搬苏共模式,在中原大地继承苏共的集体农业化、集体工业化,结果都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,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,却在中原人为制造了一场惨烈的红祸——大饥荒。

掠夺农村的恐怖政策 加速农业破产

在列宁、斯大林时代,谁家要是有什么值钱珍贵的东西,国家一定要让他上交。如果谁藏匿珍品,隐而不报,被邻居或同事告密后,这家人就会被捕,直到他交出东西为止。斯大林追求加速工业化,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国家需要贵重的东西作为资本。当城镇再也没有贵重的东西可收时,就要开始掠夺农村了。

经济学博士、前俄联邦副财长兼任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阿列克谢‧乌留卡耶夫( Алексей Улюкаев)认为:“20年代末发生的事,可以直接称为恐怖政策。当国家处于孤立的状态下,这就是一种代替进口的模式。主要可以流通的就是粮食。国家要把粮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,由于农民不会自愿交出粮食,所以当局就组织征粮队,进行强制性的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。用现代的语言讲,这种政策就是加速破产的一个过程。”

因此全国各地的党书记为了完成任务,纷纷组织竞赛,看谁能最快地实现农业集体化。在第一次出版的历史文献和材料汇编《不为人知的俄罗斯》中详细地描写了这种做法的后果。苏共先把富农列为非法人群,党的喉舌大肆宣传说富农是天生的杀人凶手和恶棍,然后开始掠夺他们的粮食,没收他们的财产,并禁止他们到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。将富农掠夺一空后,还要把他们迁到贫瘠的地方。

苏共消灭富农 中共土改的鼻祖

在共产体制下,几乎所有的阶层都会成为镇压的对象,迫害的目标。把富农作为一个有资阶层进行消灭,始作俑者也正是苏共。

1917年,列宁曾经签署了一份文件保存至今,他说:“至少逮捕100个富农,公开处决这些人,并将尸体悬挂在那里,让周围数百英里的人都知道,因此吓得瑟瑟发抖。”1917年,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,列宁大张旗鼓地把马克思恐怖主义运用到现实生活中。

英国剑桥历史学家诺曼-戴维斯:“那些反抗的人们都被枪决了,反抗的农民百姓都被大规模地枪杀了。我们估计至少在1000万左右,甚至更多。”

1930年1月30日,苏共政治局通过一项名为“关于在全面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产业的措施” 的决议。根据该决议,6万名富农被关进集中营或者枪决,他们的家属被赶出家园,另外还有15万农户也被赶走。而实际上,这场以剥夺粮食引爆的反富农斗争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这些数据。

1930年2月2日,“格帕乌”总局(契卡改组后的叫法)签署了这项决议要“把富农作为一个阶层来消灭”。因此国安机关的任务演变为消灭那些参加反革命,参加造反组织的富农。凡是有关富农的案件都要迅速审理。富农被苏共定为一个非法的、可以随意消灭的阶层,被抓捕送往集中营,或者枪决,而他们的财产一律充公。

1930-1931两年之间,共有150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属被关进了“格帕乌”总局设立的集中营或劳动改造据点。约有50万农民自动逃往城市和建筑工地,还有近200万农民被作为第三类人迁移到他乡,他们的财产也都被没收了。

时至今日,在留下的“格帕乌”总局的汇报材料中还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:当一个人被划成富农后,邻居会来拿走他们的财物,苏共会把富农和他们的孩子赶上大车,拉到西伯利亚。这些被赶出家园的农民被送进林业、矿业或建筑工业部门,去干最辛苦的工作。

甚至老人和小孩也要到采林区干重活,妇人则要去挖地。这些被流放的农民只能住在工棚、窝棚或者土窑里,他们几乎得不到医疗服务,时常5-6个月都拿不到工资。因为没有钱就不能买食品,也没人会配给他们食物以及冬天御寒的衣物。地方当局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牲畜一样,任意驱使奴役。

这些被流放的农民不能随意离开居住地,他们的孩子不能去上学,也不能调换工作。现实对他们异常的残酷。

苏共迫害富农的手段,成为中共土改效法的鼻祖。中共篡权3个月后,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。并且明确提出“消灭地主阶级”,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、定设成分、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“地、富、反、坏”的帽子,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、打击、没有公民权利的“贱民”。

中共用“耕者有其田”,鼓动农民互斗,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。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,以达到灭绝其阶级的目的,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。

苏共以恐怖维稳 制造特色刑事犯罪

历史学博士奥列格‧赫列夫纽克( Олег Хлевнюк)说,斯大林为加速国家工业化,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化农庄,把国家推入内战的状态。

苏共暴力夺粮引发农民抗暴

饱受饥饿的大众为了抗议共产党暴力夺粮,因此全国开始了大规模抗议活动。1929年,全国发生了1300次抗议活动,每天平均4次。据统计,1930年1月,就有12万5千农民参加抗议活动,2月份增至22万人,3月份爆增至80万左右。

据1930年“格帕乌”总局审理农民抗暴案件,结果就枪决了20多万人。苏共政治局为了保住政权,只有靠恐怖政策。在镇压农民抗暴活动中,国安机构动员了大量的契卡成员参与镇压行动。

在镇压农民抗暴活动中,斯大林下死令不准红军参与镇压,是因红军本身就是来自农民阶层,他惧怕这些红军会倒戈枪口,反过来对付苏共当局。由于抗暴规模巨大,斯大林和他的心腹产生了大清洗的想法,以便铲除所有对他不忠的人,哪怕只是思想上对他不忠,也都在大清洗之列。

为了使农民没有离开农村的可能,1932年政治局组建了一个以“格帕乌” 总局副局长弗谢沃洛德‧巴利茨基(Всеволодом Балицким)为首的委员会。为了把莫斯科、列宁格勒以及其它大城市中存在的多余人口清除出去,把那些隐藏在城里的富农、刑事犯等反社会分子清除出去,委员会筹建公民证制度。

1933年4月28日,苏共委员会颁布的一项有关发放公民证的决议中,明文禁止向常住乡村的俄国公民发放公民证。于是,没有公民证的人就被工农民警局赶出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。

大饥荒年代,百姓一面遭受大饥荒,还要时刻面临着苛暴的刑法。大饥荒爆发后,吃人事件也随之产生。奥列格‧赫列夫纽克指出,当时的工业形势也和农业的情况类似。现有的企业得不到原料和设备,投入资金后也无法完成计划下的经济,金融系统陷于瘫痪,政府抬高物价,强行发放债券、大量印刷纸币。由于物资匮乏,就实行食品配给制。1932-1933年间的大饥荒带走了400-500万条人命。

苏共特色的刑事罪名

斯大林授意缅任斯基:强制农民交出粮食,把富农搞破产。据1930年初,苏共增定的法律条款:如果农民宰杀自己的牲畜就要坐牢;完不成播种计划,搞投机倒把或隐藏粮食都要坐牢。1931年又增加了一条刑法“破坏拖拉机罪”,如果农民不小心弄坏了拖拉机,就得背负刑事责任,进监狱。这些刑事处罚的主要对象是富农。剥削完了富农,还是完不成经济指标,苏共地方当局就去剥削中农,结果也导致中农破产。

如果农民不能完成交粮任务,那只有自己挨饿。被逼得无吃无喝、走投无路百姓,因偷了一点粮食,就会被判重罪。1932年8月,苏共颁布了一道臭名昭彰的法令,规定凡是盗窃或破坏社会主义财产者,处以死刑或十年苦役。该法令适用的范围很广,包括偷几把粮谷。该项法令颁布后,一年的时间中,有十二万五千多的农民被判刑,其中有五千四百名被判死刑。

研究苏联法学史的美国学者彼得‧所罗门(Питер Соломон)说,在斯大林的直接授意下,1932年8月7日通过了一项新增法律条文:窃取国家和公共财产就是死罪。

按照新增刑法,前苏联境内任何一个集体农庄的农民,因为饥饿或者为了喂养小孩,只要偷一点儿粮食,就要坐10年大牢。农村的破产直接引发了1932-933年的大饥荒。为了镇压饥荒的百姓,1932年“格帕乌” 总局根据8月7日通过的刑法,判处了近1000人死刑。1933年上半年,就因此处死了同样多的人。

农村底层的百姓若对苏共有不满,各地党委和国安的地方分支就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,若喝醉了酒和苏共的地方官打架斗殴,就会被认为是恐怖活动。法庭审理案件不需要证人,不听律师辩护,也不遵守司法程序。

斯大林不断制造恐惧来维持权力

面对国家的重重危机,苏联政治局不知如何解决。为了转移大众视线, 1929-1931年斯大林再次进行恐怖清党,直接清掉了25万人。

1934年6月8日,苏共将有关叛国的条款列入《国事罪(反革命罪)条例》。根据此条款定义的叛国行为,包括从事间谍活动,泄露军事秘密国家机密,投敌,叛逃国外。所犯叛国者一律枪决。如果军人犯了叛国罪,他的全家都要受到株连,被流放到边远地区5年。苏共党魁仅发布了一个命令,一整套有关镇压的法律不仅全部通过而且开始实施。这条法律产生的效果,就是对任何一位体制内官员的责任,都有追究的可能。如果官员怠慢秘密文件可能会被判刑8到12年;如果不慎丢失机密文件,那对官员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

1934年12月4日,党的部分喉舌报导了一则消息,对于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案件,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,对此类案件要加快审理,不接受有关此类案件的赦免请求书,并且立即处决此类案件的涉嫌人。

此消息发布后,次日苏联各共和国刑法就都作了以下修改:10天内结束对恐怖案件的侦查,审理案件不得旁听,不接受上诉状和赦免请求书,立即执行死刑判决。这条法律一直延用到1956年。

对于处决异己,运用这条法律就非常方便。贝利亚是发动红色恐怖的党内要员之一,也是参与卡挺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。斯大林死后,他在党内斗争中失势,赫鲁晓夫就是运用这条刑法将贝利亚处决。

1934年11月5日,苏共成立了臭名昭著的“特别会议”小组。成立之初的“特别会议”领导成员有绝对的权力,可以不经审判就把所谓的社会危害者流放5年或送劳教营5年,或把外国公民驱逐出境。从1941年11月17日起,“特别会议”小组的权力再次扩大,可以作出任何判决,包括判处死刑。

战后,这一小组的权限大到可以永久流放刑满释放的人员,也可以把参加民族主义地下活动的人的家庭成员从立陶宛共和国、拉脱维亚共和国、爱沙尼亚共和国和乌克兰西部各州迁往边远地区。

苏联解体后,俄联邦解密了大量的秘密档案,在斯大林大清洗的最恐怖时期,1937年和1938年,苏共逮捕了涉嫌“反苏活动”的嫌犯有近155万人,其中被枪毙的有68万多人,如此平均下来,每天苏共要枪毙一千多人。而侥幸存活的人,绝大多数被关押在集中营、劳改场做苦役。

史学界做过一项统计,沙皇时期,从1825年到1910年这85年中,俄国处决的死囚共有3932人。1941年,纳粹德国侵入苏联时,苏联的集中营中关押著235万犯人,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.4% 。苏共靠压榨奴工的劳动成果发展经济。

为何斯大林要这样做? 诺莫夫(Наумов)教授说,虽然他把党内高层的异己都枪决了,但他看到,他做出的决定不能使社会各阶层无条件地接受。斯大林推行的所有决定都是依靠制造恐惧来发挥作用。一旦让这扇大门稍稍露出一条缝,他的制度便会陷入崩溃。所以不断地制造恐惧,以维持他的权力。

***********
回顾斯大林时代的苏共暴政,大清洗的迫害和杀戮伴随着经济暴政——集体农业化、工业化,使苏联百姓在和平时期沦落为极其廉价的工奴和农奴。共产党的话语系统,在以暴力的党性摧毁人性时,无神论的党文化似乎就已注定了共产治下百姓的命运,无法摆脱的奴役和廉价,如影随形。

单从这点来看,截窒共产主义,抛弃马列毛邓江的暴力思想,恢复从古至今流淌在炎黄子孙血脉中的天命观,从塑国人本该拥有的价值和尊严,才能复苏生命先天的高贵和灿烂。(全文完)

参考资料:

1、俄罗斯大型历史纪录片《20世纪俄罗斯历史》第10集“上帝恩典的1913年”(《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》10 серия《Благословенный 1913 год》),导演尼古莱‧斯米尔诺夫(Nikolay Smirnov)

2、理查德‧波斯,《共产主义实录》(Richard Pipes《Communism:A History》,郭新民译,2005年版,民主中国出版社),引述第64-65页,第67页、第72页

3、列昂尼德‧姆列钦,《克格勃 国家安全部门主席 解密的命运》(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《КГБ. Председатели органов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.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е судьбы.》),所引原文页码为第24-25页、第35-36页

4、R.G.皮克霍亚:《苏联历史纪事,1945年至1991年》(莫斯科,1998 年版), 引述第 48 页

5、拉脱维亚历史记录片《苏联故事》(The Soviet Story),导演埃德文斯‧斯诺尔(Edvins Snore)

6、英文历史记录片《Joseph Stalin Red Terror》,导演杰克‧帕金斯 (Jack Perkins)

Comments are closed.

会员登录关闭

记住我 忘记密码

注册会员关闭

小提示: 您的密码会通过填写的"电子邮箱"发送给您.